杨永明:皋城旧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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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城,古人曰六安国,百姓称六安州,今人叫六安市。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小镇,面积不大,人也不多。南到菜市场,北到三里桥,东到皖西剧院,西到老淠河,至多十万人口的样子。我从童年记事到如今,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往事如烟,不能忘却。

 

老妈妈与小妹阿姨

我刚上一年级时,六安地区地方病防预站、六安地区结核病防治站,六安地区妇幼保健所,三家单位同在二道巷一所大院里办公;我妈妈是三个单位的会计。老妈妈和我妈妈是同属一个单位的同事;老妈妈是所长,我妈妈是会计。“老妈妈”其实是单位里叔叔阿姨们叫的,按辈分我们应叫她奶奶。我们生在大院,长在大院,耳濡目染间也就跟着大人叫了,好在老妈妈听到并不生气。老妈妈姓啥名啥,我没不在意,也记不清了,只知道她是前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干女儿。老妈妈丈夫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老妈妈有个母亲,还有个女儿——“小妹阿姨”。三个女人,平平淡淡过日子。老妈妈在我们看来慈祥和蔼什么都好,就是爱抽烟,因为抽烟多,一笑就给人满嘴大黄牙.。因为老妈妈医术很高,平易近人,找她接生的人络绎不绝;后面的产房里每天都是新生儿“蛙声一片”。据说我们兄妹出世也都是老妈妈亲自接生的,因此每看到我们兄妹,或听到我们叫她,老妈妈都会以功臣自居,笑容可掬,乐呵呵喊着我们的绰号“大头”“小扁头”“小黄毛”……有时还会从兜里模出一两个红鸡蛋送给我们吃。常此以往,我们都养成条件反射,只要见到她的身影就抢着叫喊,因为谁的嗓门大,谁就能得到一个红鸡蛋奖励。

我家住在单位前大门的厢房,老妈妈住在后面的院落。放学时间,我们经常会在大院的老皮树丛打仗、捉迷藏,在葡萄架下找半生不熟的葡萄吃,实在没吃的就嚼葡萄叶。……老妈妈有个女儿,中等个,白净净的,胖乎乎的,很温婉。大人们喊她“小妹”,因为她比我们大十几岁,我们就采用“小妹阿姨”综合的叫法。记得我还没上学时,“小妹阿姨”已在六安一中高三读书了。因为代沟,“小妹阿姨”平常不跟我们玩,只有我们“杠祸”时,她才会出面主持公道,教训一下肇事者。此外,只见她整天就抱着书本,大声朗读,尤其是俄文……我妈妈每每看到“小妹阿姨”的刻苦勤奋状,总不忘教育我们一句“你们看人家多勤奋啊……”。小妹阿姨勤奋倒是勤奋,可就是倒霉,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连考三年都名落孙山了。每次高考揭榜后,小妹阿姨都要痛哭好几天,眼圈总是红红的。后来听妈妈偷偷说,小妹阿姨考不上大学,不是成绩不好,而是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谁叫她摊上个国民党时代的干爷爷李品仙?小妹阿姨连考三年,一直不中,终于放弃高考,嫁到了马鞍山;从此杳无音信。

文革时,老妈妈和她妈妈戴高帽,挂黑牌,游街,被批判时,也没见她回来。文革开始后,我家惨遭不幸,父亲进牛棚,母亲在政治迫害中死去;再后来,我们兄妹就跟着父亲一起下放农村,从此离开了令我畏惧伤心的二道巷。

后来听说,老妈妈不久被撤了所长职务,也死了,她的妈妈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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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哥的打火机 

我们大院隔壁有家黄烟店。文革时没学上,我天天去看黄烟店的师傅晒烟叶、兑料、打包、切烟丝……那时买支烟也要烟票,所以黄烟店的生意很好。黄烟店师傅有个闺女叫毛丫,毛丫姐的对象是陈大哥, 陈大哥在四川当汽车兵。那是当兵的很吃香,都是姑娘们心中“最可爱的人”。陈大哥长得高大威武,一张国字脸透出军人的豪气,就是不爱说话,给人一种神秘敬畏感。陈大哥很得毛丫喜爱,一提起他,毛丫姐满脸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大哥当了三年兵,没提上干,就回来了,回来了就与毛丫姐结了婚。但是,夫妻俩过的好像并不幸福,三天两头吵嘴干架。毛丫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常常是伤痕累累……后来听说陈大哥在部队犯了生活错误,才没提上干的——当兵的那时在部队是不准谈恋爱的,可陈大哥有个相好的川妹子,这位姑娘照片咱没见过,只知道陈大哥很依恋她。陈大哥退伍时,那位四川姑娘送了他一只汽油打火机,虽然那打火机也并不精致……陈大哥抽烟从不用火柴,每天都用着它,很是珍爱。

有一天,打火机装在陈大哥的上衣兜里,他没在意,打水时打火机不慎掉进井里……陈大哥吃了枪药似的到处骂人……一天没抽烟吃饭。到了晚上。陈大哥瞪着血红的大眼睛,径直来到井边,什么也不说,一桶桶一桶往外打水。他先给院子每家每户水缸打满了水,然后再一桶桶把井水往外倒,哗哗——哗哗——哗啦啦……从天黑时干起,一直干到天亮,他竟然把整井的水打的一干二净!虽然那黑洞洞井底什么也看不见。陈大哥居然就揪了根麻绳,直径下去,在下面瞎摸……约半小时光景,他才让上面的人拉起他……一脸的黑泥,一身的伤痕,但他脸上却露出洋洋喜气——打火机找到了!陈大哥抽干满井水只为找一只火机的事深深震惊了左邻右舍,也包括懵懂的我们。陈大哥和毛丫姐,最后养育了一双儿女,也没离婚,但俩人感情一直不好。也许由于感情的问题,陈大哥后来工作一直萎靡不振,在单位越干越小,由车间主任沦落为一般工人,见到熟人也不搭理;两孩子子承父业也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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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家的雨伞铺

我们大院的前面是条窄窄的黄大街。这条街也就五六米宽样子,隔着街道拿着根长竹竿就能捅到对面人的家里。老杜家正对着我们的大院,白天一开门,就能看到他家的一举一动。老杜夫妻没正式工作,生活全部来源就是修雨伞、修雨鞋。每到秋天,他们不知从哪弄来半街的漆柿子,做漆用。那漆柿子颜色好看,个头很小,不能食用,我们曾偷吃了几口涩得肚子痛……他们先摘下柿子,再沤熟,再怎么弄,最后就成了土漆。老杜负责做伞骨打鞋钉;他老婆负责涮油漆,只见她先用毛边纸补在洞眼处,摊平了,左一刷,右一刷,这上了漆的伞或雨鞋就修好了,然后再放在街道上晒着。天天看着,整个补伞的程序我都会了。每每雨过天晴,黄大街半条街都是老杜家修好的雨伞、雨鞋,很是壮观。

老杜家实在太穷,但老杜的老婆却很能生产,那面带似的超级大乳房,竟一下哺育了六七个孩子。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怎么容下八九个人,连床也没有?我一直纳闷。在他家,每到吃饭时,一家大小每人总抱着个大号的碗,在那里呼里呼啦地埋头苦干。在我的记忆里,老杜家每顿基本是红薯糊玉米糊菜汤饭,很少吃米饭。由于营养不良。小孩一个个瘦骨伶仃还脏兮兮的,一个比一个矮;一个比一个黑。夏天洗澡时,就有他老婆吆喝着七个孩子去九墩塘洗澡;再押着回家;就像赶小猪。老杜夫妻两有个共同爱好——抽烟,还爱抽好烟。文革前的“水上漂”1毛9一包呢;公社干部才能抽起,可老杜俩口就爱抽着种烟。点着后,夫妻俩一人一口轮流抽。为了省钱,他们每次花9分钱去买半包烟。商店四舍五入,又是熟人碍着面子,每次也就给他10支烟……我那时没学上,经常看在商店看人买东西,好几次都看到这件事。老杜夫妻正会算账!也许因为抽烟太多,老杜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老杜抽烟很有式子,他摸出一支烟,先在鼻子上嗅嗅半天,再在大拇指上笃笃,点着烟后,会猛抽一口,深深吸进肚里约5分钟不出气,闭目养神半晌,最后才从鼻孔慢慢悠悠冒出一缕缕青烟,再猛烈咳几声,然后长长痛快地呻吟一声,快活得像神仙似的。

老杜还有个嗜好,喜欢泡澡。我每周洗澡都会看到他。他来得早,走得晚。那排骨样身子跐溜一下就下了汤池。我们皮冷怕烫,泡澡一般在大池,老杜皮实,好像不怕烫,总在小池里,一边泡,一边发出古怪的呻吟“嗯----嗯—嗯——”就像唱《老人河》,把整个澡池弄得震天响,喜怒哀乐也全在其中了。待到大汗冷冷,他才缓缓起身,不紧不慢地褪灰,然后就躺在躺椅上,沏上一壶黄大茶就着五分钱的盐椒花生米,一粒花生米,一口茶地在那里慢慢地品,让人好羡慕。

文革不久,老杜就病死了。他老婆领着几个孩子好哭了好几天。再过不久,他全家都下乡了——老杜人没了,城里没了生意,全家没活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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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 摄影

 

小辫子

在棚厂十字道口,买菜的有十几户人家,都生活在最底层的市民;最穷最丑的就是小辫子。大家都喊她小辫子,是因为,一个四十不到的女人家,不仅衣服褴褛,穿戴不讲究,男不男女不女,头发整天不梳理,还似乎不洗脸,那眼屎整天就推在那眼角,邋遢的要命,让人看了都恶心。作为女人唯一的特征就是她头上扎了根小辫子。这小辫子人不讲究,菜也不讲讲究。人家贩了菜,会拿回来一洗一摘,就上相,清爽得多,也能买上了好价钱。小辫子的菜,拿回来什么样就什么,常常蔫了,所以虽比别人便宜一些,但却总是买到最后,当然也卖不上好价钱,赚得很少。小辫子嘴凶,好骂人,但没人怕她;她却常被被人欺负,包括她的女儿(养女)。她的女儿虽和我们同年,但也脏兮兮的没人跟她玩耍。

文革开始了,谁也没想到小辫子家门口也被贴上大字报,还配上一幅漫画。当年小辫子穿着旗袍,骑着大马,抹着口红,笑嘻嘻,嫁给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原来小辫子有个美丽好听的的名字“xx玉”,还是国民党军官太太!看了漫画,我就纳闷,这么个丑女人,怎么也有人要,还能成为军官太太?……小辫子挨批斗,挂黑牌,也没几个人看——她家隔壁就是半街的公共旱厕,整天臭气熏天……当文革铺天盖地袭来时,整个小镇,都沸腾起来……先是冲公安处,再是静坐地委、县委机关,再分站派坐派、好派屁派……再就是武斗,政府机关公检法全都失去了功能。那时,县政府门前的云路街整条街都是两派武斗留下石子瓦砾,到了后来还真格动了枪炮,打死了不少人,云路街县政府门前就公然埋了五位“革命烈士”,其中还有一位我认识。

武斗开始,百姓惶恐不安,为逃命,我们被紧急转移到乡下避难。两个月后,待我们陆续回城,小辫子母女俩也就此失踪了,且不知后事如何。

 

二少爷

二少爷似乎天生就是少爷模样。整天油头粉面,穿着丝绸长褂长裤,还挂着个金光闪闪的怀表,平时喜欢拿把折叠扇子悠着。见人就笑嘻嘻,露出镶着两颗大金牙。二少爷祖上原来是开商店的,据说六安镇的商店一半家产都是他家的。解放后被迫公私合营,于是他就从小业主就成了一般股东,二少爷虽家境富足,但其貌不扬,尽管那双耳朵特大、特薄,每个血管都能清清楚楚看到,却是个聋子。二少爷能说会道,可惜长得像个大烟鬼,又是个聋子。他和人说话,主要看人的口型,因此也常常阴错阳差,每天总能弄出不少笑话来。也许因为如此,他也就没找到媳妇。二少爷因为单身,活得也潇洒……吃喝嫖赌样样齐全,外传也特别多。二少爷一身毛病多,但脾气好,人不坏,心地善良。他偶尔也来商店帮帮手,他称盐总给的很足,秤杆总扬的高高,给顾客笑色;他卖豆腐乳,总不忘从坛子里再给你添半小勺乳汤。所以大家都喜欢他,和他聊天,逗乐;他是大家的活宝。

文革开始,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那几个月,每天上午他总要穿上最破旧的衣服,准时来到商店门口挂着黑牌,戴着高帽,一身不吭,接受着革命造反派的批斗……到了下午,再换身衣服,端把茶壶,叼根香烟,凑在棋摊上看人下棋。观棋不语,是二少爷一直恪守的。二少爷叼烟的水平可到了极致,他站在那,丝纹不动,整支烟灰竟然也保持原样一丝不离,直到烧到烟屁股,真烫了他乌黑的嘴唇,他再猛吸一口后,突然放开口,长长的烟灰也顺势完全脱落。

文革后,二少爷解放复职,依然故我地生活。二少爷虽然一辈子单身,有室无家,有朋无戚,但好像也活得无忧无虑,在我们看去,他一直就是个标准快乐的单身汉。

 

小琴与凤凰琴

在我们机关大院的隔壁是一所居民大院。人口复杂,有平民,有国名党兵,有劳改犯,有街道干部,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小琴比我们大多了,可能相差十几岁,连她的弟弟,也比我高三届呢。据说小琴的爸爸是国民党军官,那时还关在牢里,她和他弟弟由她母亲抚养,她妈妈就在街道劳力队做苦力。也许因为长期苦力磨难,她母亲显得很憔悴,很粗糙,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粗砾吧唧,活像水浒中的孙二娘,和文静的小琴几乎没有相似点。在我的记忆里小琴长得细皮白肉,细眉细眼,身材高挑,白里透红,很清秀,还常穿件靛青碎花衣服。连我妈从大上海过来的见过世面的人,都说这姑娘长得水灵好看。

那年,我刚上学,作业不多,整天玩耍,也喜欢到她家听她弹琴。小琴有台凤凰琴,这在我们一道巷到三道巷都是唯独仅有的,也是我那时所见到的最高级乐器。那时,电影院刚刚放过《洪湖赤卫队》,里面有首很好听的曲子《小曲好唱口难开》,小琴居然很快就学会了。一有空就弹。我爱好音乐,也许就是由她启蒙的。小琴中学毕了业,因为父亲在牢里,自然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为了生计,只好下嫁到街道劳力队干苦力。一位高中生又是姑娘家整天干只需力气的苦活,不是活糟蹋人才吗?于是大家都同情他,暗中给了不少关照,特别是劳力队一位小伙子。也许日久生情,也许图予回报,一来二去,小琴这位高中生居然和劳力队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伙子好上了!小琴爱得死心塌地,她母亲则恨得咬牙切齿,母女俩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于是,后来她母亲就不给她上劳力队了,小琴被反锁在家里,步不出户,唯一的发泄就是弹琴;从早到晚,每天几乎都这样。小琴会的歌很多,但每天必弹《小曲好唱口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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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我放学回来,没了凤凰琴优美的琴声,只见整个三道巷都沸腾起来,大家议论纷纷,还不时三五成群朝外跑。我从小就喜欢凑热闹,跑去一打听:原来出大事了!就在我们上学的这天下午,小琴居然撬开了房门,和自己的心上人来到郊外的五里墩大桥,用一根麻绳死死拴住住彼此的腰——从五里墩大桥一起跳下,双双殉情啦!不能同生则同死!我还听说两人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后,就放在五里墩桥下……我妈妈听到此事只是连声叹息,不让我们去看。我当时不懂得爱情,只觉得觉得很难过,也没想多。只想到美丽的小琴姐突然死了,优美的凤凰琴声再也听不到了……现在想来,原来小琴和心上人用两条鲜活年轻的生命在为我们惨烈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孔雀东南飞》。这出悲剧不仅让她妈悲痛欲绝,后悔不已,更让全城的人感伤震惊!我觉得小琴姐与她男友双双殉情,在六十年代的六安历史上,应该书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后来,我听说,最后两家到底还是讲了和,终于把两人埋在了一起,就埋在东七里站的松树山岗上。

一晃,小琴姐走了快五十年了。她要不是母亲的阻拦,如今该是子孙满堂的奶奶辈分的人啦……我现在每每讲到《孔雀东南飞》,或每每看到走在大街的她弟弟踽踽独行的身影,总不免想起当年那位美丽文静细眉细眼的小琴姐——她就是我心中的女英雄——刘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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